4BLW0l2xZJJ art.huanqiu.comarticle荒漠古窟/e3pokdnam/e3pokdnrj公元一世纪前后,佛教造像之风在贵霜帝国的犍陀罗地区兴起。汉明帝时,派出使者到天竺迎请回了佛教,佛像和佛窟也一路东来,越过莽莽葱岭,传到西域。从此,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缘的绿洲之上,出现了一个个梵音袅袅,伽蓝林立的佛国。沙漠南缘多寺庙,沙漠北缘多石窟,而克孜尔石窟正是沙漠北缘诸多石窟中的一座。作为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节点,古龟兹国不仅是商贸通衢,更是各种文化交汇、冲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。开凿于公元三世纪的克孜尔石窟在中国众多佛教石窟寺中地位斐然:它是中国最早的石窟寺之一;它是中国开凿年代跨度最长的石窟;它是中国最西边的佛教石窟;它也可能是中国现存佛教石窟寺中,文化杂糅程度最甚的一个。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明屋塔格山的南崖上,冰山融雪汇成的渭干河,在山崖下的河谷里,自西向东流向远处的库车城,这非常符合佛教石窟寺的选址要求。这种选址理念显然受到古印度和犍陀罗地区的影响,比如,印度早期的巴拉巴尔石窟、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等,均选址在“河谷旁,悬崖上”,当然,这种选址逻辑还可以追溯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,甚至古埃及。壁画是克孜尔石窟最重要的艺术遗存,从题材和造像特点来看,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风格是最突出的。《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》是克孜尔壁画的一个重要题材,图像中的弥勒菩萨都以交脚的形象出现,这种形象是犍陀罗地区原创的,滥觞于贵霜帝王的坐像。另外,早期的壁画中,主尊的形象体型健硕,鼻梁高挺,通肩式袈裟厚重且有质感;持杵金刚有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影子,这些都有着犍陀罗的艺术风格和元素。从地缘关系而言,古印度和龟兹有着密切的联系,这种联系当然也体现在克孜尔的壁画上。龟兹画匠在表现人物形象时,大量采用了“凹凸晕染”技法,以体现人体的立体感,这种绘画技法正是来自印度的“天竺遗法”。后来,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父子将“凹凸晕染”带到了长安,丰富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创作方法。克孜尔壁画出现了许多“三道弯”式,丰满圆润的裸体造型,充满奔放的韵律和生命的张力,和犍陀罗宁静、庄重的风格大异其趣,这种形象应该是受到印度文化中对人体的崇拜的影响。如第八窟的舞师女形象,和桑奇大塔上的药叉造像如出一辙,龟兹工匠有可能直接采用了印度的粉本。在三十八窟窟顶的《天相图》中,出现了带火焰背光的修行者形象,这是受到崇尚火焰的波斯古老的宗教——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。在壁画中,璎珞、服饰以及装饰背景,大量采用连珠纹图案,而连珠纹饰也是萨珊波斯最时尚的花纹样式。龟兹的艺术家是热情且富有创作力的,他们面对纷繁、绚烂的多种文化,并没有简单地拿来或模仿,而是将这些文化元素和龟兹本土的文化和风俗进行兼容杂糅,融合再造,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龟兹风格。比如,采用菱格构图,并在菱格单元里表现佛教故事,这是龟兹匠人的独创,他们用菱格代表佛教中须弥山,用抽象的线条表现山体的轮廓。铺陈的菱格让整体画面生动,富有层次感、节奏感。《天相图》又是龟兹壁画的又一独创,它以描绘日天、月天、紧那罗和金翅鸟等佛界诸神来象征佛国的宇宙世界,向人们展示了龟兹匠人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说,龟兹国“管弦伎乐,特善诸国”。龟兹匠人也将龟兹人的伎乐天赋融入他们的壁画里。当信徒们走进三十八窟,宛如走进一个音乐的厅堂,由二十八身天宫伎乐以及说法图中天衣飘飘的伎乐天们组成的乐队,虽静默无声,却让人有“钟磬琴瑟箜篌乐器诸伎,不鼓皆做五音声”的幻觉。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,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,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本土艺术形式,创造了瑰丽的石窟艺术,并成为敦煌和中原佛教艺术的源头。1674081465153责编:李晓丹美术报167408146515311[]//img.huanqiucdn.cn/dp/api/files/imageDir/ad74a35612dc654e06eb9f9643825ea6u5.jpg{"email":"lixiaodan@huanqiu.com","name":"李晓丹"}
公元一世纪前后,佛教造像之风在贵霜帝国的犍陀罗地区兴起。汉明帝时,派出使者到天竺迎请回了佛教,佛像和佛窟也一路东来,越过莽莽葱岭,传到西域。从此,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缘的绿洲之上,出现了一个个梵音袅袅,伽蓝林立的佛国。沙漠南缘多寺庙,沙漠北缘多石窟,而克孜尔石窟正是沙漠北缘诸多石窟中的一座。作为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节点,古龟兹国不仅是商贸通衢,更是各种文化交汇、冲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。开凿于公元三世纪的克孜尔石窟在中国众多佛教石窟寺中地位斐然:它是中国最早的石窟寺之一;它是中国开凿年代跨度最长的石窟;它是中国最西边的佛教石窟;它也可能是中国现存佛教石窟寺中,文化杂糅程度最甚的一个。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明屋塔格山的南崖上,冰山融雪汇成的渭干河,在山崖下的河谷里,自西向东流向远处的库车城,这非常符合佛教石窟寺的选址要求。这种选址理念显然受到古印度和犍陀罗地区的影响,比如,印度早期的巴拉巴尔石窟、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等,均选址在“河谷旁,悬崖上”,当然,这种选址逻辑还可以追溯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,甚至古埃及。壁画是克孜尔石窟最重要的艺术遗存,从题材和造像特点来看,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风格是最突出的。《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》是克孜尔壁画的一个重要题材,图像中的弥勒菩萨都以交脚的形象出现,这种形象是犍陀罗地区原创的,滥觞于贵霜帝王的坐像。另外,早期的壁画中,主尊的形象体型健硕,鼻梁高挺,通肩式袈裟厚重且有质感;持杵金刚有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影子,这些都有着犍陀罗的艺术风格和元素。从地缘关系而言,古印度和龟兹有着密切的联系,这种联系当然也体现在克孜尔的壁画上。龟兹画匠在表现人物形象时,大量采用了“凹凸晕染”技法,以体现人体的立体感,这种绘画技法正是来自印度的“天竺遗法”。后来,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父子将“凹凸晕染”带到了长安,丰富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创作方法。克孜尔壁画出现了许多“三道弯”式,丰满圆润的裸体造型,充满奔放的韵律和生命的张力,和犍陀罗宁静、庄重的风格大异其趣,这种形象应该是受到印度文化中对人体的崇拜的影响。如第八窟的舞师女形象,和桑奇大塔上的药叉造像如出一辙,龟兹工匠有可能直接采用了印度的粉本。在三十八窟窟顶的《天相图》中,出现了带火焰背光的修行者形象,这是受到崇尚火焰的波斯古老的宗教——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。在壁画中,璎珞、服饰以及装饰背景,大量采用连珠纹图案,而连珠纹饰也是萨珊波斯最时尚的花纹样式。龟兹的艺术家是热情且富有创作力的,他们面对纷繁、绚烂的多种文化,并没有简单地拿来或模仿,而是将这些文化元素和龟兹本土的文化和风俗进行兼容杂糅,融合再造,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龟兹风格。比如,采用菱格构图,并在菱格单元里表现佛教故事,这是龟兹匠人的独创,他们用菱格代表佛教中须弥山,用抽象的线条表现山体的轮廓。铺陈的菱格让整体画面生动,富有层次感、节奏感。《天相图》又是龟兹壁画的又一独创,它以描绘日天、月天、紧那罗和金翅鸟等佛界诸神来象征佛国的宇宙世界,向人们展示了龟兹匠人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说,龟兹国“管弦伎乐,特善诸国”。龟兹匠人也将龟兹人的伎乐天赋融入他们的壁画里。当信徒们走进三十八窟,宛如走进一个音乐的厅堂,由二十八身天宫伎乐以及说法图中天衣飘飘的伎乐天们组成的乐队,虽静默无声,却让人有“钟磬琴瑟箜篌乐器诸伎,不鼓皆做五音声”的幻觉。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,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,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本土艺术形式,创造了瑰丽的石窟艺术,并成为敦煌和中原佛教艺术的源头。